伯年和悲鸿,跨越时空的对话

徐悲鸿与任伯年

        任伯年、徐悲鸿,一位是晚清画坛引领海派新风的先行者,一位是中西方交融时代推动中国画改良的一代宗师。

       1895年,前者仙逝,后者诞生。徐悲鸿认为自己是任伯年的“后身”,而这时间上的巧合,似乎冥冥之中预示了徐悲鸿对任伯年的独特情怀。



“在神不在貌——从任伯年到徐悲鸿”展览现场

在徐悲鸿纪念馆新展“在神不在貌——从任伯年到徐悲鸿”现场,两位艺术巨匠之间的“对话”徐徐展开,并邀请观者一同加入这场神游。

50余件馆藏伯年珍品在此首度公开展出,包括任伯年笔法奇崛、形神兼备的人物,设色雅艳、技法多样的花鸟画,以及多幅被徐悲鸿视作璞玉的伯年遗墨。这亦是徐悲鸿一生收藏任伯年佳品的首次集结。

伯年与悲鸿 

展览中关于两位大师的“年表墙”

展览的一面“年表墙”上,两位大师的生命轨迹清晰显现。

以1895年(任伯年逝世、徐悲鸿诞生之年)作为二人命运交叠的节点,由此倒退半个世纪——1840年,当西方列强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满清王朝大门时,任伯年出生了。

徐悲鸿,《任伯年像》,布面油画,51×39cm,1927年,徐悲鸿纪念馆藏

任伯年生于浙江山阴航坞山,其父任淞云(又名声鹤)原是民间写意画工,后在萧山开了间米店,“读书不苟仕宦,设临街肆,且读且贾;善画,尤长写真术,故伯年画学实出庭训”。

任伯年少时随任渭长、任阜长兄弟学到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,辗转于杭州、宁波、苏州等地鬻画为生。29岁那年冬天,任伯年来到上海。经胡公寿介绍,他在古香室笺扇店画扇面,不数年便名声大噪。

在沪期间,任伯年曾在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传授机构——土山湾画馆学习西画技巧。这所画馆使得欧洲油画以完整的技术体系第一次在中国出现,被徐悲鸿誉为“中国西洋画的摇篮”。

土山湾画馆课堂旧照

在上海生活的28年间,任伯年住在豫园附近的三牌楼,和虚谷、张熊、高邕、吴昌硕等画家及收藏家毛树征结为友人。

彼时,上海正迅速发展为一个光华四射的大都会,各阶层和领域之人都在此汇聚。在这里,一群画家开创了中国近代以来最为重要的绘画流派之一——海上画派(又称“沪派”)。任伯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,与虚谷、吴昌硕和蒲华并称为“海派四杰”。

1895年,56岁的任伯年因肺病逝世于上海。

同年,在距上海不远的江苏宜兴,徐悲鸿出生。

徐悲鸿,《自画像》,素描,48.5cm×32.5cm,1922,徐悲鸿纪念馆藏

与任伯年相似,徐悲鸿亦自幼随父习画(其父徐达章是当地著名画家),且少年时代便四处辗转,以卖画接济家用。

徐悲鸿在儿时亲睹任伯年佳作《斩树钟馗》,由此知晓了伯年之名。此后一生中,徐悲鸿都敬重、学习和推崇任伯年,将其视为推动传统艺术现代性转型的先行者,称其为“抒情诗人”“一代明星”“三百年中国画家第一人”。

他不仅竭力搜集其遗作,成为个人收藏伯年精品最多的艺术家,还为伯年画集亲写长篇评传,并作油画《任伯年像》以表敬仰之情。

1933—1934年,徐悲鸿曾携任伯年、齐白石、张大千、潘天寿、陈树人等多位画家作品赴欧。这场前往法、意、德、苏联等多地的“欧洲中国美术展览会巡展”,可谓是中国绘画在欧洲影响最大之事。

1933年徐悲鸿在巴黎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图录中的伯年作品《女娲炼石》

任伯年,《女娲炼石》,纸本设色,118×66cm,1888年 ©徐悲鸿纪念馆藏(可在本次展览“沉酣矫变”版块中看到这幅真迹)

1953年,徐悲鸿去世。按照其遗愿,夫人廖静文女士不仅捐出了1200余件徐悲鸿作品,更将他一生收藏的书画作品1200余件,以及图书、画册、碑帖等1万余件,全部捐给国家。

在徐悲鸿收藏的上千幅作品中,《杜鹃》、《西施浣纱》等多幅任伯年作品上可见“悲鸿生命”的印章,足见其对任伯年画作的珍爱与推崇。

“悲鸿生命”印章

任伯年,《紫藤翠鸟》,绢本设色,195×47.5cm,1890年 ©徐悲鸿纪念馆藏

而就在徐悲鸿逝世那年的中秋,他还购得一幅伯年力作《紫藤翠鸟》。在上面,徐悲鸿题跋道:“庚寅为伯年先生五十岁,是其最成熟时癸巳中秋,悲鸿购得因题。”

画卷上的对话  

任伯年、徐悲鸿两位大师可谓一脉相承。二人都秉持着“在神不在貌”“传神阿堵”的艺术理念,推动了传统人物画的变革;他们也都是师法天地万物、观察精妙绝伦的艺术巨匠——任伯年喜于观察生活,“欣观群鸟之翔集飞鸣,怡然自适”,徐悲鸿当年亦是“踯躅于动物园速写猛兽,其乐无穷”。

此次展览中,徐悲鸿与任伯年相同题材的创作被并置陈列。从徐悲鸿人物画的笔法、花鸟画的用色以及对钟馗题材的喜好中都可以窥见到任伯年的印迹。而两人作品的共同展出,也使观者得以一览中国画进入现代的脉络,同时来揣摩两位大师是如何抵达笔飞墨舞、妙造自然之境。

任伯年,《钟馗》,纸本设色,130×65cm,1887年,徐悲鸿纪念馆藏

徐悲鸿,《钟馗》,纸本设色,177×95cm,1929年,徐悲鸿纪念馆藏

徐悲鸿最初知晓任伯年是通过一幅《斩树钟馗》。徐、任两位大师的钟馗系列作品便成为此次展览开篇。两幅《钟馗》左右并立,虽形姿不同,但皆甚传神,在用线、笔法等方面也可见相似之处。

展览墙上展现徐悲鸿创作的众多钟馗形象

任伯年一生中创作过诸多形象百变的钟馗。1926年,徐悲鸿在上海参观任伯年画展时曾说道:“任伯年爱画钟馗,说明当时社会鬼多没分是非。”此后,徐悲鸿也喜爱以钟馗这位“捉鬼大师”为题材进行创作。

有趣的是,徐悲鸿画钟馗很遵循传统,讲究“仪式感”——他的钟馗作品常作于端午节(民间有端午挂钟馗像驱邪的习俗),而且还要挑在正午时分给钟馗“点睛”。

任伯年,《牡鸡顽石》,纸本设,126×54.5cm,1884年 ©徐悲鸿纪念馆藏

徐悲鸿,《雄鸡木槿》,纸本设色,140×49cm,1942年 ©徐悲鸿纪念馆藏

任、徐两位大师笔下意趣盎然的花鸟生灵,在展览中亦有对比呈现。《牡鸡顽石》与《雄鸡木槿》两幅画卷,均在笔墨中融入了西画手法。任伯年擅用没骨画法,牡鸡体态丰盈,眼神灵动,身姿优美挺拔;徐悲鸿画作则色彩鲜明,雄鸡单脚立于峭石,颇有英雄气概。两人又都在画中点缀以植物,增添盎然生趣。

任伯年,《柳溪鹅戏》,绢本设色,195×47.5cm,1890年 ©徐悲鸿纪念馆藏

徐悲鸿,《三鹅》,纸本设色,82×47cm,1939年 ©徐悲鸿纪念馆藏

两幅并立的“芭蕉图”则都以大笔挥洒,搭配小巧轻盈、真切生动的麻雀,极具反差与张力,体现异曲同工之妙。另有两幅“鹅图”,透着喜人的憨态,清新而雅丽。

“未竟之作”展厅

任伯年,《西施浣纱》,纸本设色,105×27cm,年代不详 ©徐悲鸿纪念馆藏

“未竟之作”版块则展出了诸多伯年遗稿。这些遗作被徐悲鸿视为珍贵的璞玉,他在画作之上或题跋或补竟。这便如同两位大师进行了跨越时空的“合作”。

譬如《秋日泊舟》中,徐悲鸿以伯年笔法在画中添上划船女子;《芭蕉鸜鹆》里,则在画面上端添补一只飞翔的八哥,令画面更为平衡且生机勃然。而在《西施浣纱》上,徐悲鸿则动情题跋道:“因俱在其夙昔所藏精品之外,而又不胜其装置也,中多未竟之作,趣味良深,如举玉按璞,谂其所自。此幅写西施清微雅逸,前无古人,仲熊信乎,恺悌君子,吾心感为何如耶。”

沉浸式的时空漫游

两位大师跨越时空的呼应,及其与今日观众的“对话”,除了在二人作品中得以实现,也通过一系列别致的展陈设计进行深化。

展览序章的文献空间将人带回1933年

“时空隧道”展区

展览序章通过首次公开的文献资料、视频等媒介,将1933年徐悲鸿带任伯年作品远赴欧洲的历史场景进行截取和还原。沉浸式的氛围即刻将观者带回近百年之前,拉近了今人与大师间的距离。

映现着大师容颜的“帷幕门”

展厅中部“穿越时空的对话”区域,以粒子动画的形式呈现两位大师的话语和艺术理念。幽暗中,伴随轻灵的古乐,屏幕上如白色砂砾般的动画粒子盈动飘飞,拼构出宁静的影像。

类似的粒子图像也被投影在“年表墙”两端自天顶垂下的两道幕帘上:映现着两位大师容颜的帷幕遥遥相对、彼此呼应,而观者可以从中穿过,帷幕将随之散开,又合拢,仿佛时空之门。

“雅丽丰繁”版块展厅空间

“雅丽丰繁”版块的主空间中央,静静摆放着两张沙发。这是因为当年徐悲鸿在家时,喜欢把他所收藏的任伯年作品挂起来欣赏。据说当他“劳累了一天,最喜靠在画室躺椅上,静静的欣赏挂在墙上的任伯年条屏画作,放松休息”。

于是展厅内便也放置了两把坐椅,供人们学着徐先生的模样在上面小憩,一抬眼便能欣赏到那八幅作于1890年的精美绝伦的花鸟条屏。

可供人端坐忆古的文人书桌

厅内一角还摆着一张文人书桌,可供人端坐忆古。书桌背后墙面上投影出一个明亮的窗口,其中竹影晃动,亦幻亦真。

展览尾声处的一张长桌上,则摆放着展开的白色纸卷,等待人们在上面盖章、创作,作为与大师“对话”的纪念。

在这张长桌边,此次展览策展人、徐悲鸿纪念馆展览典藏部主任徐骥先生介绍道:“徐悲鸿先生除了艺术家和教育家之外,还有一个较少被关注的身份——收藏家。徐悲鸿纪念馆内除了徐先生作品,还有其收藏的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000余件。”

徐骥先生表示,此次任伯年展览是继2019年“徐悲鸿与齐白石”展之后,“大师眼中的大师”系列展的延续。通过还原徐悲鸿的视角,梳理展示其收藏珍品,希望能借大师之眼重新观看白石、伯年等大师之作,同时也让观众认识一位“不一样的徐悲鸿”。


展览海报


观展贴士:

展览名称:“在神不在貌——从任伯年到徐悲鸿”

展览时间:2020年9月26日——2021年2月28日

展览地点:徐悲鸿纪念馆四层展厅

展馆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号

开馆时间:每周二至周日10:00——16:00(15:30停止入馆)每周一闭馆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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